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在进攻武汉作战中，他常有3个隐忧。

    一是中国军队的兵力优势，双方的兵力对比常常达到10∶1的比例。

    二是炎热的气候，他从台湾调来波田旅团打头阵，因为这支队伍适应炎热的气候。作战中，日军因为水土不服而生病的人数众多，甚至超过了战斗中的减员。中、日两军在长江流域恶斗的时候，正逢当地发生严重的瘟疫，日军本就不服水土，病者众多，因为疾病而死伤的人数与在战斗中死伤的人数不相上下。中国的士兵同样也受到疾病的折磨，而且因为缺乏医药，因病而死的战士极多。当时中国所有的本钱，都已放在购置军火上，枪甚至比人重要，士兵勉强有饭吃，根本谈不上营养，在野战部队中，医药几乎等于没有（除了红药水），在这种几乎无法想象的艰苦状况下，中国的守军，生病、发烧、呻吟，却又没有医药的治疗，但他们仍然在每场战斗中尽力地保卫自己的国土。

    三是复杂的地形。这是进攻武汉的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最苦恼的。感慨之余，他甚至写下了“敌非敌，地形是敌，征战我不爱山水”的字样。

    中国保卫武汉的作战指导方针，更为明确地接近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构想，吸取了淞沪会战与南京守城战的惨痛教训后，武汉会战是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不战于武汉的郊野，而战于湖泊丘陵密布的远方。

    当长江在海军占绝对优势的日军面前不再是天堑的时候，湖泊，特别是山岳就成了中国军队最好的盟友。祖先留下来的广袤的国土和大自然赐给我们的丘陵山岳成了中华民族从敌人虎口中争得生存的宝贵资源。中国军队即使不能把大别山、庐山、幕阜山化为日军的坟墓，至少也要让这些雄奇的山脉变成日军难以逾越的门槛。中国军队巧妙地利用了地形，在富金山、沙窝、田家镇、广济、庐山等地给予来犯的各路日军重创。尤其是在赣北万家岭一役，第九战区薛岳兵团包围了日军第一〇六师团，几乎全歼日军。

    8月到10月，是武汉保卫战打得最惨烈的时候。中国急需要国际社会的援助，需要对日本的全面制裁。恰逢9月9日，国联召开第102届常会，它又一次凝聚了中国人的目光。中国政府愤怒地表示，国联如不再实施盟约第十七条对日本进行制裁，中国就退出国联。11日，中国首席代表顾维钧照会国联秘书长，表示按照盟约第十七条制裁日本不仅是为了中国，也是为了国联，为了世界和平。12日，武汉、南阳、广州、重庆、兰州、长沙、南昌、桂林等大中城市举行大规模的拥护国联援华制日的民众大会，人数多达数百万人。

    希特勒曾经讽刺说：“国联是一根稻草，中国却想抓住这根稻草过河。”但中国已经从“九一八”事变以后的教训中看破了国联的本领，中国只是想通过国联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关注和对国际侵略势力的坚决抵抗和制裁。抗战的中国已经率先迈出了这一步。

    9月12日这一天，德国与捷克之间火星四溅，剑拔弩张。各大国的外交部长多数不在日内瓦，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苦于侵略气焰的嚣张，柔弱的国联终于做出了它成立以来最强硬的决议：第一，指称日本的行动已经违反了非战协定和九国公约；第二，各国可依照盟约十六条，个别实施对日本的制裁；第三，各国可以力所能及地个别援助中国。决议通过的第二天，会议临时主席、新西兰代表乔丹发表讲话，他指出，国联的成功与否，靠的是会员国政府的智慧和决心。没有会员国的意愿与行动，国联不能独立存在，也没有行动的能力。

    尽管这项决议既没有集体性也没有强制性，但国联的明朗态度已经尽了道义上的努力，给侵略者名誉和精神上的打击。但国联的弱点也暴露于天下，它就像一个不配备手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