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令日军受到重创。

    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军队在富池口、西孤岭、富金山等多处战场施放毒气。当时中国根本没有任何对付化学战的防护装备。面对毒气攻击，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毛巾泡水，掩住口鼻，这种做法当然不能抵挡日军的化学武器的攻击，因此，每当日军以毒气攻击中国军队的时候，战场状况是极其悲惨的，常常整个阵地就成为了尸骨堆积场。后果最严重的是8月22日，日军在瑞昌东北朱庄施放毒气，中国军队第三集团军孙桐萱部两个营的士兵死难，只有3人幸免。

    9月末，突破田家镇要塞以后，沿江日军进入湖北境内，武汉已经遥遥在望了。在江西南浔线的战场上，中国军队巧用庐山等险要地势进行战斗，让日军陷于不安和惶恐之中。在这条战线上，冈村宁次遭遇了会战中最大的失败。

    沿南浔路进攻德安的是日军一〇六师团，从7月末就出师不利。它面对的是薛岳统帅的第二兵团。从星子到德安，激战不断，使日军的进展慢得像蜗牛一般。冈村宁次决定再调日军一〇一师团在星子登陆，企图侧击中国军队阵地，中国军队利用庐山的险峻地形固守，日军用尽一切手段，包括施放毒气、飞机轰炸与炮舰的火力支援，但在星子、东孤岭和西孤岭、隘口遭遇抵抗，日军第一〇一联队长饭在攻占东孤岭时被击毙，一〇一师团长伊东中炮受伤。战斗延续40多天，陷于僵局。两个日军师团，都被打到近乎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

    冈村宁次无奈之下，决定冒险。一面继续在正面施加压力，一面出动军队，先猛攻右翼的瑞昌，然后向南旋转，进行大迂回，包抄中国军队的后方，准备围歼中国守军。担负迂回任务的是日军一〇六师团。这个师团1938年5月才在日本熊本编成。它是征召预备役人员临时组建的。此前在南浔路战斗中，连遭中国守军重创，参战官兵16000人，伤亡高达8000人，中队长和小队长死伤过半。惨重的损失不仅让一〇六师团一度几乎失去战斗力，还落得了日本第一弱师团的名声。冈村宁次把一〇六师团调回休整，补充了2700名新兵，还将从杭州调来的山炮兵联队配属给一〇六师团。初步恢复元气的一〇六师团，按冈村宁次命令迅速行动，10月2日，主力进抵瑞昌西南方的万家岭地区，但因为地形不熟，常常迷路。第二兵团司令薛岳是个有决断的将军，他看到战机来临，下决心要歼灭这支孤军深入的敌人，他调集了第四军（军长欧震）、二十九军（军长李汉魂）、六十六军（军长叶肇）、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把万家岭的日军一〇六师团紧紧围困住。

    后来，日军原一〇六师团的一个幸存者——辎重队运输兵那须良辅战后在他所著的《地狱谷中的三个星期》一书中记载了这段可怕的经历：

    “雷鸣谷是周围环山的狭小盆地，我们向这峡谷进军。后来才知道，周围的山中有数万敌军在等待我们。

    “当我发现敌军来袭时，我听到令人恐怖的迫击炮声，越过我的头上在前面50米的地方爆炸了。炮弹击中了马群，马群炸了窝般地在烽烟中胡冲乱撞。离开九江时有数千匹马，到雷鸣谷，连一匹马也没有了。从第二天开始，我们的中队就躲在水沟的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中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

    “战友们大部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来。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茶色而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10月的月亮，我放声大哭。”

    中国军队在万家岭血战10多天，第七十四军（担任主攻，牺牲最大，下属的冯圣法部五十八师，到了全员上阵的地步，连军长俞济时也率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