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年12月，美国宣布给中国2500万美元的信贷借款。随后，英国也对华提供550万英镑的援助，这些援助对中国的抗战来说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但鼓舞了中国民众抗战的信心，表明中国以顽强的战斗逐渐赢得了美、英等国的尊重与支持。

    1939年6月，日本正式封锁天津英国租界，搜查所有进出租界的人员，侮辱英国男女侨民，干扰他们的商业活动。英国政府对日本的挑衅感到愤怒，但面对强大的对手，却可耻地采用了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对日绥靖政策，7月间与日本签订了《有田一克莱琪协定》，承认日本侵略中国的合法性，要求英国在华人员不要做任何有损于日本军队的行动。中国舆论将这个协定称为另一个慕尼黑协定，受到国、共两党的共同抨击。

    1939年秋，第一次长沙会战以日军撤退回原防而告终。蒋介石及统帅部的幕僚们为此而滋生了一种乐观情绪，以为日军已丧失了实施大规模进攻的能力。中国第二期军队整训工作则大体完成，部队实力得到恢复和增强。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支撑了这种乐观情绪，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3日，波兰的盟国英国与法国正式对德国宣战，欧洲陷于全面战争状态。反法西斯阵营与法西斯阵营之间已是界限分明，中国的抗战已与欧洲的战事连接起来，因此，中国应乘此绝好机会组织大规模的反攻，“企图夺回重要据点，树立最后胜利之根基”。但是煞费苦心组织的冬季攻势有声势而少实质性的战绩，这次规模很大的进攻战役反而暴露了国民政府军队的固有缺点：缺乏战略战术配合，各处进攻力量分散，成效有限。虽然有昆仑关大捷，但紧跟着就发生宾阳的惨败。当发现延伸到1940年初的冬季攻势效果不彰以后，蒋介石对他的军队进攻能力已经无法再抱有幻想。这也是1940年以后，正面战场开始变得有些沉寂的重要原因。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经济在1939年运行良好，因为战争和日军的封锁，一直在中国倾销的外国商品无法进入，这难得的机会大大刺激了后方的工业生产，手工业更是大行其道。这年的粮食也是个丰收年，平稳的经济和物价有力地支撑了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