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您这样的人是没法共同生活的，谁都会受不了。起初那些年，我跟您在一块儿觉得害怕，如今却只觉得害臊。……最好的岁月就这样虚度过去了。那些年我只顾跟您吵闹，却弄得自己的脾气很坏，变得尖刻，粗鲁，胆怯，不信任人了。……哎，说这些有什么用！难道您真想了解这些？您走开吧，求上帝保佑您！”

    我妻子在躺椅上躺下，沉思起来。

    “可是，我们本来可以过到多么美好，多么使人羡慕的生活啊！”她轻声说，沉思地瞧着灯火。“那会是什么样的生活呀！现在却没法挽回了。”

    要是有谁冬天在农村居住过，领略过那些冗长、乏味、安静的傍晚，看到连狗也烦闷得不肯吠叫，似乎时钟也懒得滴答滴答响了，要是有谁在这样的傍晚给醒来的良心惊扰得心乱如麻，神魂不定地从这个地方走到那个地方，时而要压制自己的良心，时而要弄清楚它是怎么回事，那他一定会理解在那舒适的小房间里响起一个女人的嗓音，说我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我会感到多么快乐，多么欢喜。我不明白我的良心需要什么，可是我的妻子倒象翻译家似的，按照女人的方式清清楚楚地对我阐明了我的心神不宁的含义。如同我以前心情极其不安的时候常常发生的情况一样，我猜出，整个关键并不在于那些饥民，而在于我没有成为一个我应该成为的人。

    我妻子费力地站起来，走到我跟前。

    “巴威尔·安德烈伊奇，”她说，凄凉地微笑着。“请您原谅，我不相信您的话，您是不会离开此地的。不过我再请求一次。这些东西，”她指着她那些文件说，“随您说它们是自欺，是女人的逻辑，是错误，都由您，可是请您不要再管我的事。生活里给我留下的只有这一点点了。”她背过脸去，沉默了一忽儿。“以前，我什么也没有。我在跟您争吵上耗尽了我的青春。现在我总算抓到这个工作，我活过来了，我幸福了。我觉得，我找到这个工作就仿佛找到了我生活下去的正当理由似的。”

    “ Natalie，您是一个有思想的好女人，”我说，热情洋溢地瞧着我的妻子，“您做的事和您说的话都美好而且聪明。”

    为了掩盖我的激动，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 Natalie，”过了一分钟，我接着说，“我临行前，想要求您：作为一种特别的照顾，帮助我为那些饥民做点事！”

    “我能帮什么忙呢？”我妻子说，耸一耸肩膀。“也许只有认捐单能帮您忙吧？”

    她在那些纸里翻一阵，找到了那张认捐单。

    “您捐点钱吧，”她说，从她的口气可以听出她并不十分看重她这张认捐单。“除此以外，您不可能用别的方式参加这个工作了。”

    我拿过那张纸来，写上：“匿名氏，五千。”

    “匿名氏”三个字带有一种不好的、做假的、虚荣的意味，然而这是我一直到发现妻子满脸通红，匆匆地把这张纸塞进那堆纸里的时候才体会到的。我们两个人都害臊了。我感到我无论如何也得马上把这件不妥当的事弥补一下才成，否则以后我到火车上，到彼得堡，还是会觉得羞愧。可是怎么样弥补呢？该说什么话呢？

    “我赞成您的工作， Natalie，”我诚恳地说，“我祝您一切顺利。不过，请您容许我在临别的时候给您进一个忠告。 Natalie，您对索包尔，一般地说对您的助手们，都要小心提防，不要轻易信任他们。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老实，不过他们都不是贵族，都是些没有思想的人，他们没有理想和信仰，没有生活目标，没有明确的原则，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卢布。卢布，卢布，卢布！”我说着，叹口气。“他们喜欢那种轻易到手和白白得来的面包，在这方面他们越是受过教育，对工作却越是危险。”

    我的妻子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