芭芭拉·狄雷尼住院检查的时间超过刘易斯·伯纳迪医师预测的五天，变成了五天加一个周末，然后是五天加两个周未，最后变成一共十五天。艾德华·X·狄雷尼队长一再询问，医生的回答一律是“再多做检查。”

    狄雷尼每天到妻子的单人病房报到——有时一天两次——得到一个可怕的印象：情况完全不对劲。烧一直不退，热度一天高、一天略低，但整体而言持续升高，一度甚至逼近华氏一零三度，烧得她浑身滚烫。

    他亲眼目睹了那些突如其来席卷她全身的冷颤，见她牙齿打颤、四肢发抖，护士们匆匆拿来更多毛毯和热水袋。五分钟后她又滚烫起来，毛毯掀在一旁，脸色发红，喘不过气。

    那十五天中出现了若干新症状：头痛，排尿困难到必须插管，腰部剧痛，突发的反胃恶心令她全身无力。有一次她呕吐在他为她端着的脸盆里。她抬头看他，神色怯弱，他转头瞪向窗外，视线被泪水模糊。

    终于决定违背妻子意愿、换掉伯纳迪另请高明的那天早上，他在分局办公室接到一通电话，请他下午到妻子病房与伯纳迪会面。朵夫曼副队长以难过的眼神送他离开。

    “队长，”他说，“请别太担心。她会没事的。”

    马帝·朵夫曼是犹太人，个子高得离奇（六呎四吋），淡蓝眼睛，窄小头颅上竖着一头红发。他穿十四号鞋，买不到手套戴，似乎总是满身面包屑，从来没人听过他咒骂。

    他全身上下没有合身的衣物：过大的制服在细瘦肩膀上扭动，长裤松垮得像荷兰男孩的灯笼裤。袖口有烟灰污痕，袜子有时不成对，鞋子没擦，外套紧领的钩扣也不见了，上班报到时耳后还有干掉的刮胡膏泡沫。

    还在当巡警的时候，他曾不得已射杀一名持刀窃贼，从此之后他的佩枪都不装子弹。他以为没人知道，但每个人都知道。一如狄雷尼队长对妻子所言，朵夫曼做起文书工作无懈可击，也是市警局数一数二的法律人才。他很散漫，但二五一分局的弟兄若有私人问题，都会找他谈。他从不曾错过任何一位因公殉职警察的葬礼，一定穿着干净制服出席，一同挥泪。

    “谢谢你，巡官。”狄雷尼僵硬说道。“我会尽快打电话回来。我应该在你交班之前就会回来，但如果没有，不用等我，明白了吗？”

    “最的，队长。”

    狄雷尼判定，刘易斯·伯纳迪医师完全能够握着垂死之人的手说：“好了好了，没事了。”现在他正骄傲地展示X光片，彷佛这些是他拥有的林布兰画作。

    “阴影！”他叫道。“你们看这些阴影！”

    他拉一把椅子坐在芭芭拉·狄雷尼床边，队长面无表情站在床另一边，双手紧握在背后，以免颤抖的双手泄漏自己的心情。

    “这些是什么？”他以钢铁声音问道。

    “是什么？”他妻子喃喃说道。

    “肾结石！”伯纳迪高高兴兴叫道。“是的，亲爱的女士，”他继续说，朝床上睡眼朦胧盯着他、头轻微晃动的女人发话，“原先就有这种可能：顽强的高烧和突发冷颤。最近又出现了头痛、恶心、排尿困难、腰痛。经过十多天的详尽检查——我想你一定觉得不只详尽，而且累人，嘻嘻——今天早上，我们——所有关心你病况的专业人士——开了个会，一致认为你不巧得了肾结石。”

    听他一副得意洋洋的胜利语调，狄雷尼简直不敢开口讲话，怕自己口不择言。妻子在枕上转过头来，警告地看了他一眼，见他点头，才回头孱弱地问伯纳迪：

    “我怎么会得肾结石？”

    医师朝后靠着椅背，做出习惯手势，双手食指互抵，按在噘起的嘴唇上。

    “谁说得上来？”他轻声问。“饮食，压力，也许先天体质，遗传。我们有太多不知道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