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北平人那就是见了亲人，连彼此身世都没问清楚就喊“大姐”。可是实际年龄比刚满三十岁的淑英还小一岁的古丽，看起来起码大五岁，淑英不好意思认妹妹，就也叫“大姐”。古丽说自己名字是她姥姥那边家乡话“花”的意思，后来爱芬就叫她“花姨”，淑英叫“花大姐”。

    花大姐手脚利落，力气大，起锅生火擀面造饭都是一挥而就，可是丈夫卖劳力收入微薄，每天不一定都赚得到小菜钱，淑英多年疏于练习做不来家事，哪怕晓得花大姐选购食材禁忌多，还是出钱搭伙。虽没有正式的雇佣关系，可是花大姐替自己赚了菜金，淑英也有人帮忙，两位先生虽只维持点头之交，两位太太却成了好姐妹。

    在上海长大的淑英很习惯听男人说出去“找点生意做做”，只有时会问一句：“找到生意了吗？”暗示是时候世棋该出点家用了。可是外室出身，淑英有一般元配太太没有的好习惯，就是不问长问短，盘查行踪。世棋每天都衣冠整齐地出门，淑英不知道他出去做什么生意，只知道就在她耐心渐失，收音机里来来回回报道着南北韩要签停战协议的时候，世棋回来告诉她，准备搬家。

    “搬家？”淑英吃惊地望着面有得色的世棋，问道，“要搬到哪儿去？爱芬上学怎么办？”

    世棋拿出一张房产抵押契约，说：“台北才多大点儿地方？远得到哪去！这房不错，够大，前后还有院。爱芬上学就包老韩的车吧。完了也算帮帮他们家。”

    淑英笑得像当年英子看见“二少爷”那般灿烂，用连自己都忘了曾经有过的甜滋滋的声音说：“你发财啦！这房多少钱押给你的呀？”

    世棋迟疑了一下，说：“打麻将赢的！”他像当年一掷千金，讨相好欢心那样地把手一挥，豪气地道：“好了好了，问那么多烦不烦！早就想搬了，这儿住着像个啥样！你就把这张纸收好，完了咱们赶紧搬家。”

    新家过了公园还要往东。纵横几条街都不长，可是林荫森森，仿佛无风自凉，两排间隔甚远的红门灰墙后面都有绿树冒过墙头，未待走近就听见鸟叫虫鸣。和原先住的，俗称西门，其实是从小南门纵走到北门的铁道旁，棚屋、骑楼交错，商店、住家混成一片乱糟糟的地段，虽然相去不远，却如同两个世界。当时东门和西门之间有一片以临时行政主管部门和随国民党迁台的各“主管衙门”为核心，后来叫“博爱警备管制区”的地块，在台湾戒严初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军政要地。这个管制区的外围有很多带院落的日式房子。这些房子多是国民政府战后从日本人手里没收，转做了高级公务员宿舍，也有少数是私人产业。比如，世棋说他从牌桌上赢来的这一户。

    这一户前后都有不小的院落，树也都是老树，一株榕树的气根蔓生了小半个前院，挡住了不少阳光，树下具体而微的有一处像家家酒似的小桥和鱼池，旁边灌木丛旁却有一座巨大的和式石灯。房子看来翻修过，前面正房保留日本式，纵深很长，乌亮光滑的地板看得出昔日有过的讲究。日式拉门都还在，除了正面对着前院的客厅和餐厅是固定隔间，其他房间可以配合场合弹性分隔。房子加盖了一个洋式的偏楼，有新式卫浴，楼梯上去是两间大房，分睡他们一家三口。后院原先的老式独立厨浴就比着围墙改成一间对后巷有自己出入口的佣人房。世棋问都没问淑英这个女主人就雇了个北方厨子叫老贾的一个人住那了。淑英对厨子竟然比主人还早搬进去不免有疑问，听世棋说是原先东家的厨子，做的菜对胃口，主人把房子输掉的时候，要求世棋留用，讲好只供吃住，三节拿红包不另支月薪，特别划算。淑英就相信了，不再追问。

    世棋弄了这幢大房子以后就不每天出去跑生意了，客人常常都请到家里来玩，三天两头开派对，一摆就是两三桌麻将加一两桌纸牌，和式拉门拉关拉开，看来客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