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的才是我想象中的上海嘛。来了害我乱失望的。”一位女团员对身边的朋友说，“我看她比我们导游还懂得多。那个地陪只想我们买东西，除了会说上海话，哪一点像个海派的上海人？”

    朋友点头表示同意，一面评论道：“不过她说的是中国抗战的时候吗？我以前在台湾听到的都是抗战时候有多惨，可是听她说起来，在上海租界什么吃的玩的都有。你看老太太这个年纪，说起什么舞都会跳，那个时候就这么洋派真不简单！我看她以前一定是什么上海资本家的太太唷。”

    雍容华贵、气度不凡的老太太商淑英从前可没路人猜的那种好命——什么传说中的“上海资本家太太”？！她年轻的时候曾有机会喊过货真价实的“资本家太太”、情郎黄智成的妈妈一声“妈”，人家没应。靠她货腰养活的全家也曾经长期幻想有天她能“嫁入豪门”，如果智成不像其他舞女跟的“小开”一样，“吸”喝嫖赌败光家产，那她倒也有过几分做“资本家太太”前程的可能性。可是势利的资本家借上海变天设“局”，棒打鸳鸯两离分，她只能带着非婚生的女儿，跟随命运安排在那时出现的昔日追求者，人称二少爷的张汶祺，仓促跟随难民潮到了台湾。

    二少爷到台湾上岸的时候拿的上海身份证上名字是张世棋，淑英糊里糊涂地成了张世棋太太，没有证件的女儿黄爱芬也就叫了张爱芬。淑英心知肚明世上原来另有一位张太太，还听说过是上海租界闻人金八爷家的二小姐，可是汶祺，不，到台湾改叫世棋，交代自家经历的时候选择性含糊，可能造成误导，所以淑英的理解是张家的人，包括世棋的妻小，都留在老家，而且凶多吉少，一大家子多半都不在了。

    只身出逃的世棋，在上海把身上所有都拿出来买了淑英母亲商大娘的那张船票，现在西装裤口袋往外一掏，就生出清风吹得动的两只小白翅膀。可三人结伴逃到了台湾，难中就是一家人了，淑英只能把体己拿出来做家用。三口之家就在台北西门町和旧名艋舺的万华交界一带落脚，租借了在地人分租出来的一间房，一九四一年出生的张爱芬报低一岁，就近入了小学一年级。世棋常常出去转悠“找生意”，淑英也拿出少年时候在臭气冲天公共租界弄堂里吃苦的经验和精神，找出件布旗袍穿上，用条手绢把头发往后一扎就在骑楼边上用煤球生起火来。

    不像淑英他们住的街这边一排三层旧楼，虽说也破也挤，到底还住的是正经房子。窄窄马路对过沿着铁道的一溜，却都是因应国民党迁台带来的人潮，铁皮烂木草草搭建，挤满了难民和摊商的棚屋。淑英正对门租给好几户群居的棚屋中一家姓韩，也是三口之家，丈夫早出晚归踏出租三轮车，女儿比爱芬小几岁，还没上学。几家合住的房子又小又闷，除非下雨，人高马大的韩太太总带着女儿在屋外起居，举凡烧饭、洗衣、串门、夫妻打架都在街边进行。韩太太穿一身本地人的碎花衫裤，可是高出众人一头，深目高鼻，五官分明，看起来有几分唐代壁画中胡人的气概，逢人自我介绍是“穆斯林”，可是邻居多半“莫宰羊”（闽南语“不懂”之意）。她对面望见淑英生个火也鸡手鸭脚，就带着女儿过来搭讪帮忙，淑英听说来人是“穆斯林”，就客气地说：“啊，那韩太太您不吃猪肉的！”一边把有一小块猪肉在内的菜篮移开，一边说：“这外边买来的菜不干净，给您挪一边儿去。”韩太太发现对门邻居知规识矩，还体贴入微，而且两人“同声同气”，马上要认同乡。淑英这个冒牌“大北京”这下算遇上了个正牌“大北京”，不过淑英自认家乡上海，基隆上岸时籍贯也是这么填的，可是遇上了热情的邻居，不忍扫兴，何况现下也算是北平人之妻，就也热情回应。

    韩太太叫翟古丽，个性豪爽纯朴，待人热诚。相较满街长得矮矮小小言语不通的南方人，古丽一直嚷嚷在台湾碰见个北方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