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发现一路都走到了四马路，每家饭馆都开着门，可是多半没开灯，问了跑堂伙计，都说买不到菜，可是“上面”规定要营业，只好开着门，为省开销，灯就不开了。两人无奈，淑英也走累了，只好叫了黄包车回家去。

    正是不冷不热的时候，随着车夫渐渐疾奔的脚步，晚春的暖风轻拂上乘客的脸庞，也许在昏暗的天光中根本只能见树影绰绰，可是淑英和汶祺都知道路旁的法国梧桐叶子是正当春天的翠绿。两人同乘一辆人力车，在窄小的座位上紧紧地挨着，彼此感觉到对方的体温，都想起了从前。悄悄地，汶祺像邀舞那样握住了淑英的手，车行颠簸，淑英忽然想到了从前在百乐门舞厅的弹簧舞池里和汶祺跳华尔兹，她的头有点转多了圈子般眩晕的感觉，心中无声地哼起一个熟悉的主旋律。

    商大娘沉默着，静听淑英转述汶祺在解放区祖籍乡下耳闻和亲遇的土改和斗地主的场面，真是一件比一件吓人。可是商大娘脑子里先入为主有了对和平统一新中国的憧憬，竟然觉得后来听到的真人真事反而恐怖得像乡野传奇一般不真实。

    淑英最后说：“娘，我们还是先离开一阵，等上海局势稳定了再回来。”

    商大娘还是犹豫，娘儿俩又翻来覆去地商量良久，整夜都没睡。天亮的时候，商大娘拍了板：“依你说，张家老太爷当过满州国的大臣，他们家大少爷又当过北洋政府的官，二少爷自己也当过国民党的差，这一家子和共产党是有仇的，讲的当然都是坏事。俺一个妇道人家又是小老百姓，不会有事的。”她忧愁地看着女儿说，“倒是担心你，虽说你的案子没事，毕竟留了底了。”淑英曾经有过的汉奸嫌疑让她们家狠狠破了财，而且最后连舞厅的工作也丢了。“让二少爷买我的票子，你们一起结个伴走吧。有个男的，路上也有个照应。你闺女你带了去，共产党再怎么得民心，收拾眼下连大米都买不到的摊子总要花些工夫。俺一个人容易，舅舅他们也会照应，拖个孩子，怕爱芬留下来会吃苦。”商大娘乐观地做出结论，“反正像你说的，出去个把月，等局势稳了就回来。”

    淑英依了商大娘，就在晚春已尽的阳历五月初，天气尚待起“蒸”的时候，带女儿随汶祺挤上超载的轮船，暂避中国“换皇帝”可能带来的混乱。只没想到等母女以美籍华人身份重履斯土，竟已经四十年过去了。

    三人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初到达台湾，从基隆港登岸，黄爱芬在家里出生又还没上学，没有任何证件，汶祺就按一家三口填了表，爱芬也就此姓了张。跟着母亲离开上海租界才七岁的张爱芬回到出生地时，算起来已奔五旬，可是步履轻盈，衣着考究，风韵犹存，看起来果然如外婆商大娘当年所愿，避开了吃苦头的日子。

    可是淑英和汶祺半路夫妻半路终，她在徐娘半老的时候做了“出口新娘”嫁去美国，经营过中餐外卖小馆，最后却成为地方名流聚集的高档餐厅女老板，届龄退休后搬到风光明媚的加州湾区，享受着美国的老年福利，和女儿的孝养。譬如这次陪同母亲到上海及周边城市的旅游就是女儿送的生日礼物。

    淑英再访旧时地的时候巧逢七十岁生日，同一个旅行团的人用餐完毕后齐为团中最年长的她唱生日快乐歌，淑英海派地叫来进口香槟酒请大家享用。老太太临窗而坐，优雅地举着高脚杯，跟团员们讲述当年十里洋场的风光。

    时当一九九○年，上海正进入天上有高架路工程施工，地下有地铁捷运开挖的城市建设黑暗期，连外滩一带入夜都是黑灯瞎火。这个多数成员是台湾旅美华人的旅行团，现下都拿着美国护照首次到中国旅游。他们在酒店顶楼的餐厅看着外面稀稀落落的霓虹灯，以及远处黄浦江的一条黑影，围坐听淑英讲述半个世纪以前，多数团员尚未出生时上海滩就已经举世闻名的风流与繁华。

    “是嘛，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