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路上不寻常的拥挤，不是市道繁荣的热闹，是大难临头的逃命潮。就像智成堂叔说的，淑英是个聪明人，她开始反转来替黄家想，觉得智成父母也许势利，却并不刻薄，不认孙女又不想她进门，他们大可让她们母女自生自灭，等共产党来收拾残局。

    黄包车夫说：“前头就是中国旅行社。”淑英远远望去，倒抽一口凉气，人龙围了里外好几层，商铺窗户上都爬满了人，赶紧跟车夫说：“调头！调头！”一面从皮包里摸出智成堂叔的名片，当场改了去处。

    经过反复几次协商，淑英终于签了收据和分手协议，换回来一小皮箱金圆券、一千美金、二十根金条，和三张有钱也买不到的去台湾船票。离出发还有好些天，淑英拖拖拉拉地开始变卖打包，一面偷偷盼望智成听到消息来找她挽回。时局一天天更坏，智成会回来找她们的希望也一天天更渺茫。

    应家舅舅、舅妈听说商家要走，非常不舍。他们的儿子上了复旦大学，回来讲了很多人民解放军亲民爱民的事情给他们听。舅舅告诉商大娘，解放军和土八路不一样，共产党和小老百姓站在一起，只有为富不仁的剥削阶级才害怕共产党。舅舅用“报佳音”一般的喜悦心情，传播着儿子那里听来的二手“福音”，在家乡做过教师到了上海沦落成下九流的舅舅甚至说已经准备好共产党来上海的时候，要“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而且等到局面稳定中国一统，他就要回去东北老家养老。他们现在唯一的小小烦恼是女儿雪燕被一位陆先生请去香港度假，走了一个多月，只在刚到的时候来过向家里报平安的电报，他们有些着急，对这件事却一筹莫展。嘱咐淑英如果“在外面”碰到，一定叫表妹和家里通个气。

    商大娘本来就不舍得离开已经住惯了的地方，听到本家大哥描述即将来临的太平盛世和回去老家的可能性，就央求淑英把她留下。

    “你带了女儿去找姑爷，姑爷看见闺女兴许就想回来了。”商大娘根本搞不清楚台湾和香港不是一码事，也知道女儿、女婿已经“离婚”，却无法放弃两人复合的幻想。“俺怕坐船。也不想动。像你舅舅说的，现在又不是跟日本人打，共产党恨的只有国民党，对小老百姓连针都不拿一根的，雪麟他们大学里都教了的，你没听见说吗？舅舅、舅妈都不怕，俺怕啥？你尽管带了女儿去找姑爷，仗打完了你们一起回来，俺就在这儿给你们看家。”商大娘很笃定地说，“改朝换代又不是没有经历过，换了皇帝，都是中国人就没事！何况舅舅说咱这里拾掇好了，他们搬了来，或者俺一个人搬了过去和他们一起住都行，俺们相互有照应，你尽管放心出门。”

    淑英说：“要不走就都不走了。”

    淑英才放出消息说手上有船票出让，丁大班就领了一个想买的人上门来。

    “二少爷！”淑英惊呼道。多年不见，昔日流连舞厅的公子哥儿已经是一个形容憔悴的中年汉子了。

    “英子，你还是老样子。”张汶祺摘下礼帽，也就不到四十岁的人吧，头都空了顶，可是风度还在。

    淑英听见这多久都没人叫过的名字，想到昔日舞台歌榭裙下之臣的殷勤，对照自己今日如同秋扇见捐一般的凄凉，苦涩一笑，挪动东西让座：“看我们这里乱的！本来想走，现在又说共产党对老百姓好，我妈不肯走了，我们白忙活一场。”

    从北边解放区逃出来的汶祺却对共产党有着不同的认识。待大家叙起旧情，又重新熟络起来以后，汶祺把自己家族在北方的遭遇说了一些，一直说到太阳偏西。商大娘带着外孙女歇午起了，客气地说要留吃晚饭，淑英知道家里拿不出招待客人的菜，就请汶祺和丁大班出去下馆子。丁大班谢谢先走一步，留下两个上海租界最繁华时候的曾经有情人，在恍若民国末年的上海滩满世界找餐馆。

    两个人边走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