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近街上走走，摊子上吃点东西，也好过在家里待着。原先还没有路人认识志贤，而且志贤觉得手腕上钩着一个大美人出门，满马路都是羡慕眼光的时候，志贤也常常如她所愿。可是等志贤官越做越大，琪曼的艳光也越来越黯淡，他就不带她上街了。

    志贤坐了几年产业单位局长的位子，就以“台籍精英”的背景被党部辅导回乡去参加民意代表的增补选。他和家族评估过收益以后，志贤接受了参选安排，而且顺利当选。离开了公务员的身份对志贤而言真是大解放，民意代表能够运用的资源让他大开眼界，只要设立一个什么法人让老婆或小孩去主持，他就可以摆脱可能吃上的贪污罪，他的家族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捞得风生水起。其他细节尽管放手让“知礼数”的厂商去处理，他这边就由“夫人”去银行点点数就行。比在自命廉洁的小蒋底下当公务员风险小，利益却大得多，更别提其他各种“好康”。

    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交际场合流行起了酒店文化，和传统酒家女相较，“酒店美眉”更对志贤这种“新派”政客的胃口，少壮民意代表和商人利益交换的场合就从酒家移樽前往。志贤就在酒店里又结识了几位相好，都由相熟的商人朋友替他买单。这样一来，分给琪曼的时间就更少了。志贤太太是典型受了日本殖民文化影响的传统台湾闽南女性，除了家庭经济和子女，其他丈夫的作为一律不去深究；做丈夫的也知道自己的花花草草都在大门之外，只要他进了门，换上太太摆好的拖鞋，他就进了她的地盘，唯她是从。

    志贤也把家这个城堡维系得很好，子女和老婆都对他这个一家之主很尊敬，渐渐他连在家也摆着道貌岸然的官架子，对子女也打起官腔，老婆看他在外面步步高升，就觉得一切理所当然，对身为“要员”的丈夫工作忙累非常体谅，从没有抱怨，一回家就替他进补，为他的健康把关。志贤起先没太在意冷落琪曼，接到琪曼要宝宝打电话催一两个月不见人的“爸爸回家”也用忙累做借口。可是琪曼不但不懂台湾官太太怎么做，她连如夫人怎么做也不明白。她知道自己是“小”，可是她的心里却自有一套先来后到的标准。志贤太太的道她让，比如逢年过节志贤都得留在“那边”，连妈妈古丽跟女儿斗气的时候都要说一句“人家那边有儿子”的风凉话。可是等琪曼怀疑“丈夫”在自己之后又有了新人，这个气她可不忍。她反正长日无聊，又不识大体，唯恐天下不乱，就跟踪、监听的什么都来，还亲自去酒店闹场。弄得猪朋狗友都知道“许委员”有一位厉害的“老二”。琪曼竟然就这样闯出名号，成了半公开的“二夫人”。

    韩宝宝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蒋经国死了。台湾没乱，国民党里乱成一团。接班的李登辉刚上台还不得不重用外省人，可是讲浙江国语的人总让人不放心，老李要和讲闽南家乡话的抱成团，他一面用官位让几个外省官迷内斗，一面在闽南人中间培植羽翼。志贤的机会来了，他做过事务官，有丰富的文官经历，又受过“选战洗礼”，有群众基础。他这边才被报纸说有可能被延揽入阁，那边在野党就开记者会揭发他的婚外情，二十二岁的韩宝宝也被说是他的非婚生子女。这个负面消息断送了他的仕途，幸好他还能继续做民代。可是民意代表是有任期的，台南又是国民党的“艰困选区”。到了选举，就有幕僚出主意，说“二夫人”的事情瞒是瞒不住的了，一定会被对手攻击，不如将错就错，要她出来公开剃光头，表示向元配的忏悔，这样才可以赢回因为外遇而流失的妇女票。

    闹出绯闻后，志贤太太从头到尾没有过问丈夫一句，也不知道是生性冷静镇定还是早就知道他“外面有人”，所以不大惊小怪。记者堵到她问，她就避走，实在避不掉，就说一句：“我相信我先生。”

    她这相挺到底的态度让平素在家像包公一样威严的志贤也有几丝惭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