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知。可是此等容忍磨折的度量今被以“忍耐”的美名，而孔氏伦理学又谆谆以容忍为基本美德而教诲之，奈何奈何！我不是说忍耐不能算是中国人民之一大德性。基督说：“可祝福哉，温良谦恭，惟是乃能承受此世界。”我不敢深信此言。中国真以忍耐德性承受此半洲土地而过有之乎？

    中国固把忍耐看作崇高的德行，我们有句俗语说：“小不忍则乱大谋”。由是观之，忍耐是有目的的。

    训练此种德行的最好学校，是一个大家庭，那儿有一大群媳妇舅子，妹丈姊夫，老子和儿子，朝夕服习这种德行，竭力互相容耐，在大家庭中，即掩闼密谈，亦未免有忤逆之嫌，故绝无个人回旋之余地。人人从实际的需要以及父母的教训自幼受了训练使互相容忍，俾适合于人类的相互关系。深刻而徐进的日常渐渍之影响于个性是不可忽视的。

    唐代宰相张公艺以九代同居为世所艳羡。一日，唐高宗有事泰山，临幸其居，问其所以能维持和之睦理，公艺索一纸一笔，书“忍”字百余为对，天子为流涕，赐嫌帛而去。中国人非但不以此为家族制度之悲郁的注解，反世世羡慕张公之福，而“百忍”这句成语，化成通俗的格言，当书写于殊红笺以为旧历元旦之门联。只要家族制度存在，只要社会建立于这样的基础上，即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以一个分子的身份生活于和谐的社会关系中，那很容易明了忍耐，以何须视为最高德行，而不可免地培育于这个社会制度里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头，“忍耐”自有其存在之理由。

    中国人的忍耐虽属举世无双，可是他的无可无不可，享盛名尤为久远。

    这种品性，我深信又是产生于社会环境。下面有一个对照的例子，故事虽非曲折，却是意味深长，堪为思维。我们且试读英国文学里汤姆·博朗（Broom）母亲的临终遗训：“仰昂你的头颅，爽爽直直回答人家的问话。”

    再把中国母亲的传统的遗嘱来作一对比，她们总是千叮万嘱的告诫儿子：“少管闲事，切莫干预公众的事情。”她们为什么这样叮咛，就因为生存于这一个社会里，那儿个人的权利一些没有法律的保障，只有模棱两可的冷淡消极态度最为稳妥而安全，这就是它的动人之处，此中微妙之旨固非西方之所易于理会。

    据我想来，这种无可无不可态度不会是人民的天生德性，而是我国文化上的一种奇异产物，是我们旧世界的智慧在特殊环境下深思熟虑所磨练出来的。泰纳（taine）说过：罪过和美德为如糖与硫酸之产物。使非采取这种绝对的见解，你不难同意于一般的说法，谓任何德行，如容易被认为有益的，则容易动人而流行于社会，亦容易被人接受为生命之一部。

    中国人之视无可无不可态度犹之英国人之视洋伞，因为政治上的风云，对于一个人过于冒险独进，其险恶之征兆常似可以预知的。换句话说，冷淡之在中国，具有显明的“适生价值”。中国青年具有公众精神不亚于欧美青年，而中国青年之热心欲参与公共事业之愿望亦一如其他各国之青年，但一到了25岁至30岁之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而习于冷淡了。（我们说：“学乖了。”）中国有句俗语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冷淡之品性，实有助于圆熟和教育。有的由于天生的智慧而学乖了，有的因干预外事惹了祸，吃了一次亏，学了一回乖。一般老年人都写写意意，玩着不管闲事的模棱两可把戏，因为老滑头都认识它在社会上的益处，那种社会，个人权利没有保障。那种社会，因管了闲事而惹一次祸就太不值得。

    无可无不可所具的“适生价值”，是以存在于个人权利缺乏保障，而干预公务或称为“管闲事”者太热心，即易惹祸之事实。当邵飘萍和林白水——我们的二位最有胆识之新闻记者——1926年被北洋军阀枪毙于北平，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