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一次审讯，其他的新闻记者自然马上学会了无可无不可之哲理而变成乖巧了。中国最成功的几位新闻记者所以便是几位自己没有主张的人。像中国一般文人绅士，又像欧美外交家，他们方自夸毫无成见。不论对于一般的人生问题或当前哄动的问题，他们都没有成见。他们还能干什么呢？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我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

    换句话说，无可无不可本非高价值之德性而为一种社交的态度，由于缺乏法律保障而感到其必要，那是一种自卫的方式，其发展之过程与作用，无以异于忘八蛋之发展其甲壳。中国出了名的无情愫之凝视，仅不过是一种自卫的凝视，得自充分之教养与自我训练。我们再举一例证，则此说尤明。盖中国之盗贼及土匪，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遂不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中国文中侠义二字几不可区别地与盗匪并行，水浒一书，可为代表。叙述草莽英雄之小说，在中国极为风行，盖一般人民乐于阅读此等英雄豪杰的身世及其行事，所以寄其不平之气焉。ElinorGlyn之所以风行，其缘由亦在乎此，盖美国实存有无数之老处女在焉。强有力之人所以多半关心公众社会，因为他力足以任此，而构成社会最弱一环之大众懦弱者流，多半消极而冷淡，盖彼等须先谋保护自身也。

    观之历史，则魏晋之史绩尤足为此说之证明，彼时智识阶级对国事漠不关心，意气至为消沉，乃不旋踵而国势衰微，北部中国逐渐沦陷于胡族。盖魏晋之世，文人学士间流行一种风气，纵酒狂醉，促膝清谈，又复迷信道家神仙之说，而追求不死之药。这个时代，自周汉以后，可谓中华民族在政治上最低劣的时代，代表民族腐化过程中之末端，渐进而演成历史上第一次受异族统治之惨祸。此种清静淡漠之崇拜，是否出于当时人之天性，假若不是，则何由而产生演变以成。历史所以予吾人之解答，极为清楚而确凿。

    直至汉代季世以前，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不冷淡而消极，反之，政治批评在后汉盛极一时，儒生领袖与所谓大学生达三千人，常争议当时政弊，讦扬幽昧，胆敢攻击皇族宦官，甚至涉及天子本身，无所忌讳。只因为缺乏宪法之保障，此种运动卒被宦官整个禁压而结束。当时学士二三百人连同家族，整批的被处死刑或监禁，无一幸免。这桩案件发生于166至169年，为历史上有名之党锢，且刑狱株连甚广，规模宏大，办理彻底，致使全部运动为之夭折，其所遗留之恶劣影响，直隔了百年之后，始为发觉。盖即发生一种反动的风尚而有冷淡清静之崇拜。与之相辅而起者，为酒狂、为追逐女人、为诗、为道家神学。有几位学者遁入山林，自筑泥屋。不设门户，饮食辟一窗口而授入，如此以迄于死，或则假作樵夫，有事则长啸以招其亲友。

    于是继之又有竹林七贤之产生，此所谓竹林七贤，均属浪漫诗人。如刘伶者，能饮酒累月而不醉，尝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插而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人民不以为忤，且称之为智达。那时所有文人，流风所被，或则极端粗野，或则极端超俗。似另一大诗人阮咸，尝与婢女私通，一日方诣友人处宴饮，宾客满座，其妻即于此时伺隙遣此婢女去，咸闻之，索骑追踪，载与俱归，不避宾客，可谓放诞。而当时受社会欢迎的即是这般人。人民之欢迎他们，犹如小乌龟欢迎大乌龟之厚甲壳。

    这里我们好像已经指明了政治弊病之祸，因而明了无可无不可之消极态度之由来，此冷淡之消极态度亦即受尽现代列强冷嘲热讽之“中国人一盘散沙”之由来。这样看来，医治此种弊病的对症良药，很为简单，只要给人民的公民权利以法律之保障。可是从未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