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它的对于民族国家的教化价值。此教化价值是二重的,相称于中国诗的二大分类:其一为豪放诗,即为浪漫的,放纵的,无忧无虑,放任于情感的生活,对社会的束缚呐喊出反抗的呼声,而宣扬博爱自然的精神的诗。其二为文学诗,即为遵守艺术条件,慈祥退让,忧郁而不怨,教导人以知足爱群,尤悲悯那些贫苦被压迫的阶级,更传播一种非战思想的诗。

    在第一类中,可以包括屈原(纪元前三四三——二九○)、田园诗人陶渊明、谢灵运、王维、孟浩然(六八九——七四○)和疯僧寒山(约当九○○年前后)。至相近于杜甫的文学诗人的为杜牧(八○三——八五二)、白居易、元稹(七七九——八三一)和中国第一女诗人李清照(一○八四——一一五一)。严格的分类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还有第三类的热情诗人像李贺(李长吉,七九○——八一六)、李商隐(八一三——八五八)和温庭筠(八一二——八六六),陈后主(五三一——六○四)和纳兰性德(清代旗人,一六五五——一六八五)都是以炽热的抒情诗著称的。

    第一类豪放诗人,莫如以李白为代表,他的性格,杜甫有一首诗写着: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李白是中国浪漫诗坛的盟主,他的酣歌纵酒,他的无心仕官,他的与月为伴,他的酷爱山水和他的不可一世的气概:

    手中电曳倚天剑,直斩长鲸海水开。

    无一处不表现其为典型的浪漫人物。而他的死也死得浪漫。有一次他在船上喝醉了酒,伸手去捞水中的月影,站不住一个翻身,结束了一切。这样的死法,才是再好没有的死法。谁想得到沉着寡情的中国人,有时也会向水中捞月影,而死了这么一个富含诗意的死!

    中国人具有特殊爱好自然的性情,赋予诗以继续不断的生命。这种情绪充溢于心灵而流露于文学。他教导中国人爱悦花鸟,此种情绪比其他民族的一般民众都来得普遍流行。著者尝有一次亲睹一群下流社会的伙伴,正要动手打架,因为看见了关在樊笼中的一头可怜的小鸟,深受了刺激,使他们归复于和悦,发现了天良,使他们感觉到自身的放浪不检而无责任的感觉,因而分散了他们的敌对心理,这性情只有当双方遇见了共同的爱悦对象时始能引起。崇拜田园生活的心理,也渲染着中国整个文化,至今官僚者讲到“归田”生活,颇有表示最风雅最美悦最熟悉世故生活志趣之意。它的流行势力真不可轻侮,就是政治舞台上最穷凶极恶的恶棍,亦往往佯示其性情上具有若干李白型的浪漫风雅的本质。实际据管见所及,就是此辈败类也未始不会真有此等感觉,因为到底他也是中国人。盖中国人者,他知道人生的宝贵。而每当夜中隔窗闲眺天际星光,髫龄时代所熟读了的一首小诗,往往浮现于他的脑际:

    终日昏昏醉梦间,忽闻春尽强登山。

    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

    对于这样的人,这首诗是一种祈祷。

    第二类诗人,莫如以杜甫为代表,用他的悄静宽拓的性情,他的谨饬,他的对于贫苦被压迫者的悲悯、慈爱、同情和他的随时随地的厌战思想的流露,完成其完全不同于浪漫诗人的另一典型。

    中国也还有诗人像杜甫、白居易辈,他们用艺术的美描绘出吾们的忧郁,在我们的血胤中传殖一种人类同情的意识。杜甫生当大混乱的时代,充满着政治的荒败景象,土匪横行,兵燹饥馑相续,真像我们今日,是以他感慨地写: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同样的悲悯,又可见之于谢枋得的《蚕妇吟》:

    子规啼彻四更时,起视蚕稠怕叶稀。

    不信楼头杨柳月,玉人歌舞未曾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