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的全面烦躁推入不省人事的状态，其程度与病情成正比。更罪孽深重，是因为他所依恋的万物、他的生活、他曾患过的疾病、他曾洋洋得意地酿造的感情和想像，部汇聚在神经质的烦躁之中，这既是它们的正常后果。也是对它们的道德惩罚。全部生活最终根据这种烦躁的程度来评判，其中包括非自然的习弊，城市中的蜗居生活，读小说，泡戏院，渴求知识，“过强的性欲，或其它既伤害身体又为道德所不容的犯罪习性。”（35甚至感受不到自己神经烦躁的神经病人，其无辜根本上正是对一种更深刻的罪孽的正当惩罚：这种罪孽使他抛弃自然而投身尘世：quot;多么可怕的状态。这是对一切柔弱灵魂的折磨，懒散使他们敢于犬马声色，他们摆脱自然所要求的劳作而拥抱思想的幻影。......富人便是因滥用其财富而受到这样的惩罚。quot;

    到此我们已经站在19世纪的门槛。在19世纪，神经应激性将在生理学和病理学中交上好运。但是，它目前在神经疾病领域中毕竟留下了某种十分重要的东西。

    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对歇斯底里和疑病症作为精神疾病的完全确认。由于对敏感和感觉的重大区分，这两种病进入了非理性领域。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非理性的基本特征是谬误和梦幻，即盲目。只要种经状态是惊授状态或是奇妙地穿越身体的交感状态，即便导致意识减退和丧失，那也不是病癫。但是，一旦头脑因过度敏感而变得盲目，疯癫便出现了。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确认赋予疯癫以新的内涵，即罪率、道德制裁以及正当惩罚，而这种内涵根本不属于古典主义的体验。它还使非理性担负起这些新的价值：不是位盲目成为各种疯癫现象出现的条件，而是把有目、疯癫的盲目说成某种道德过失的生理效果。由此危及了以往非理性经验中的根本要素。以往被视为盲目的将变为无意识，以往被视为谬误的将变为过失。疯癫中表示非存在的吊诡现象的一切，都将变为对道德罪恶的自然惩罚。总之，构成古典疯癫结构的整个纵向体系，从物质原因到超越物质的诸妄，都将土崩瓦解，而散落在由心理学和伦理学争相占领的领域的整个表面。

    19世纪的quot;科学的精神病学quot;指日可待了。

    正是在这些很快就会受到嘲弄的“神经疾病”和“歇斯底里”概念中，产生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病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