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种肌肤触碰般的感受。然而这感受能成为注明页码的史料么？我举意为哲合忍耶书写教史。但是我缺乏如同天主教殉难的传教士留下的那种多卷本笔记集。我的手里没有几页文字，虽然我的心里有烈火般的情感和判断。

    我反复地询问。

    我默默回想着我崇拜的艺术家。我在问。但是我发现他们并没有像我这样遭遇一个如此问题。

    以往，对哲合忍耶来说，一切公开宏扬的和隐而不露的、一切浅显的和机密的、一切令世人瞠目的和被世人嘲骂的——都可以用沉默来对待。或者用高声赞颂的沉默，即尔麦里来对待。

    然而今天哲合忍耶要求我的却是：沉默的终点到了。给你口唤——让世界理解我们！

    我花费了五年。在我的一篇散文中我写出了五年里我获得的方法论：“正确的方法存在于研究对象拥有的方式中。”我首先用五年时间，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和西海固贫农在宗教上毫无两样的多斯达尼。后来——当我四次从西海固、八次从大西北的旅途归来；当我擦掉额上的汗碱，宁静下来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沉思时，我觉得一种把握临近了我。我暗自察觉自己已经触着了大西北的心。他们对烈士们的怀念久久不息地震撼着我——我默默地立下誓言，彻底地站进了这支人道和天理的队伍之中。

    波涛在徐徐抚摩我周身的肌肤。在三天里两次为船厂太爷上坟悼念之后，我跳进松花江游泳。这是浸泡过他的卡凡布的江水啊，我竭力记忆着这流水抚摩的触觉。我是个品级低下的人。我总是强求降临于我的克拉麦提。但是——史料依然匮乏。我似乎挣不脱现实主义。

    清代有个文人叫陶保廉的，因为随父出关路经了吐鲁番，便留下了一册《辛卯侍行记》，成为治新疆者的必读书。难道我要埋怨毁家迁往蛮荒、侍奉自己信仰的导师、忍受一路上的欺辱毒打、把身家性命都舍到了极边流放地的那十二户农民，埋怨他们没有为我写下一本《嘉庆侍行记》么？！

    无论《道统史传》或是《曼纳给布》，关于船厂太爷的史事，我们只能说出这么多。

    更多的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历史。笔虽尽而墨未浓，我们从来没有学习过这样的历史学。

    这种学问由于我们本人的亲身参加而千真万确，但这种学问是超语言的；它与感情相近，与理性相远，它遵循的是一种难以捕捉的朦胧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它要求倾诉者和聆听者都藏有一种私人的宗教体验，它要求人的灵性。

    告别船厂拱北的那一天。我感到一种可怕的重负。拱北静悄悄，矗立在绿山岗上。它知道我的心事，我知道它的秘密。

    我们默默对视，谁也不说一个字。但是我感到委屈——它多么雄伟强大，我多么弱小无依。我怎么可能解决——人类关于学问和作家的这种根本问题和原初问题呢？

    几个月过去了，我懂得了悲观主义。

    我被哲合忍耶的悲观主义的美强烈地吸引过，现在我尝到这种悲观的苦了。我要从这种黑色的情绪中解脱出来，否则我无法完成这部书——这是几十万哲合忍耶人民的心情，也是我毕生追求终于找到的宿命。

    在困境中，有一天凌晨，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哲罕耶道统史传》第三门《船厂太爷》的阿拉伯文中，非常奇怪地、超乎体例地、用长长的篇幅论述着这样一组命题：作者和认识。

    第二天，我找到一位精通阿拉伯语的老先生，逐字逐行地推敲，最后审定了一段古土布·阿兰·船厂太爷马达天的话。我坚信：这段话乃是他留给我的遗训。

    尊贵的毛拉船厂太爷说过：“我们正道的创造者维尕叶·屯拉（马明心）曾指出：”学者如果只是倚仗着他的学问而衰死，那么他的死有混同于卡费勒的危险。‘他对我的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