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发表而写作的）。卡夫卡有两种文字说到自己的婚事：发表的《诉讼》是公共性的，写给父亲的信和写给菲莉斯的信就是私人性的了。在写给父亲的长信中，卡夫卡用好几页谈论自己婚事的篇幅来结束自己与父亲的诉讼。简单说来，这场诉讼的主题是：父亲的教育带给卡夫卡“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性情，这是卡夫卡“私人的痛苦”，卡夫卡想通过婚姻克服这些性情，以为婚后就能与父亲“平起平坐”。但卡夫卡失败了：我为什么没有结婚呢？这也同其他问题一样，阻碍重重。生活就是让人不断地遇到障碍。最根本的、可惜同一些细琐的事情又毫无关联的障碍是：我在精神上显然是没有能力结婚的。这表现在，从我决定结婚那一刻起，就再也不能入睡，从早到晚，脑子总是乱哄哄的。我过的不再是一种生活，我对一切都感到绝望，束手无策，……虽然那些烦恼像蛆虫一样啃噬着尸体，但给了我更为致命打击的是其他东西，是恐惧、虚弱、自卑所造成的普遍的压力。

    写作成为卡夫卡在与父亲的争斗中最终获胜的唯一保障。

    写小说对于卡夫卡来说，是自己平生的呼吸，编织故事是自己的日常生活本身。但直到解除婚约之前，婚姻和写作对于卡夫卡在如下意义上同等重要：两者都是卡夫卡把自己从父亲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的生命性情中解救出来的努力。这种生命性情是潮湿的雾霭，使卡夫卡在生活中吸进身体的大多是水分，而非氧气，以至于时常窒息得发昏。写作和结婚是卡夫卡为自己自制人工氧气的自救行动。在给父亲的信中，卡夫卡明确承认：“事实上，我要结婚的尝试是为拯救自己而做的最出色、最有成功希望的努力”。于是，卡夫卡的婚事与他讲故事在生存上就具有同等的意义了。

    既然结婚只是为自己自制人工氧气、为了同父亲带给自己的性情搏斗，而不是为了爱情，菲莉斯是否漂亮就无关紧要了。可是，卡夫卡发现，婚事与讲故事是两种相当不同的生存方式。前一种自制人工氧气的行为需要一个女性的她者，后一种自制人工氧气的行为排斥任何一个他者。这两种行为制造出来的人工氧气是不同的，而两种氧气都是卡夫卡需要的。

    同菲莉斯两次订婚、两次解约期间，卡夫卡给菲莉斯写过好几百封信（仅眼下经人整理出来发表了的就有五百多封）。写这么多的信，说明卡夫卡不是个耐得住寂寞的人，他的生命需要叙述，也需要倾听自己叙述的人。

    写这么多信，也表明卡夫卡在是否要结婚这件事上，费了不少心思。卡夫卡解除婚约，显然与他自制另一种人工氧气的生活需要有关。

    在给菲莉斯的信中，卡夫卡写道：我的生活在根本上无论现在或过去，历来都是由写作的尝试所构成，……倘若我不写，我便等于是瘫在地上，只有被清扫掉的份。

    我与写作的关系和我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改变的，它们建立在我的本质中，而不是暂时状况。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不是“像一个隐居者”，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而是像一个死人。写作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更酣的睡眠，即死亡，正如人们不会也不可能把死人从坟墓中拉出来一样，也不可能在夜里把我从写字台边拉开。

    给未婚妻写信说，自己的美好生活想象是做一个“孤独的死人”，不是好奇怪吗？

    的确如此。

    不过，对于卡夫卡来说，不仅不奇怪，而且是十分认真的生命问题：他需要的妻子可以不漂亮、可以与她没有什么共同的情趣，却不可以让他无法写作。为了写作，孤单是必要的。为了写作，卡夫卡想做“地窖人”甚至活的“死人”。他找妻子的尺度因此不是两厢情愿，而是这个女人是否能承受一个“地窖人”、甚至活的“死人”。

    于是，我们就读到了卡夫卡写给菲莉斯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