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意外，但并非每个这样的不幸者的兄长都会产生要找一个人报复的念头。雅泽克身上有一种暴烈性情，这性情把一桩意外事件感觉成道义事件。可是，他应该为这种性情负责吗？这种性情并未经过他的同意就由他的父母随机地给了他。一个人的性情是自然而随机地形成的，再好的社会制度都不可能把自然而随机的个体性情修整成一个精致的花园。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安排也许可能把因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破坏性降到最低程度，却不可能彻底消除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恶。

    司法暴力维护最低限度的社会公义，但它面对的经常是生活中人的性情的随机因素导致的意外事件。司法制度能惩罚不正当的故意行为，却不能填补生活中因个人性情而产生的偶然性裂缝。司法制度惩罚随机且偶然的生存事件的恶是合法的，但不一定是正当的。如果自然而偶然的性情因素是每一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人的自然性情都是有欠缺的，那么，谁可以决定惩罚的正当性？

    基斯洛夫斯基并不想说，雅泽克的杀人和司法制度的杀人是同质的，都是有理的杀人。他只是想说，一个杀人行为——无论个人的还是司法制度的杀人是如何由各种偶然的随机因素积聚起来的。如果他想说，刑事罪犯也有善良的天性，也有人情味，也有自己的理由，就毫无意义。个体性情的随机杀人与司法制度的依法杀人各有自己的理由，但杀人的事实及其冷漠并没有实质上的差别：被杀掉的毕竟是一个身体灵魂。

    问题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司法制度的杀人是仪式化的（经常有公审大会一类的仪式），雅泽克被处决那天，基斯洛夫斯基的镜头把刑前的司法仪式的时间拉得很长，让仪式过程慢慢触摸人们的心，看看冷漠的伦理意识是否会惊颤。

    也许，基斯洛夫斯基觉得应该追究的是雅泽克杀人行为的非个人因素。如果雅泽克的杀人是一个社会价值观念系统及其制度教化的结果，他的这一个人行为就是制度化杀人的结果。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正当性不承认每一个人的生命权利，只承认“人民”这个空洞指称的生命权利，民主专政的教化对人的惩罚依据的是个人生命之外的历史道义，这种制度的教化让人习惯了对个体生命的冷漠。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仪式化地处决了杀人犯雅泽克，而雅泽克的杀人行为正是这种制度教化的结果。

    不过，这个故事真正提出的实际问题是，随机地形成的个体性情是无法追究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见习律师感到自己面对的刑事案件其实是一个伦理案件。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基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把一桩杀人案件变成了一桩个人性的道德反省案件（通过见习律师的角色），让人面对自己的伦理困境，让个人道德意识的感觉由冷漠变得敏感起来。人民民主制度是带有道德色彩的社会制度，人民民主的意识形态喜欢说：科学地解释了历史发展规律的“主义”学说已经解答了人生和世界的所有问题——包括伦理和道德意识的问题，人民们只需按“主义”道德去献身。但这种国家道德、全民道德的社会制度导致个体道德意识的空洞和冷漠，导致伦理的艰难。人民民主的伦理制度化地勾销了个人在生活中感受实际的困惑、做出自己的选择、确立自己的信念的能力。这是人民伦理社会中的个人道德意识冷漠的根本原因。

    基斯洛夫斯基并没有着意抨击人民民主的国家伦理，他关注的不是政治意识，而是伦理意识。在人民民主的道德化世界中，最令人沮丧的是个体的伦理思想和感觉的死亡。基斯洛夫斯基想通过电影叙事思考自己时代的伦理处境，电影语言是他思想的表达媒介：“我把电影当作一种表达方式，而不是职业。电影对我而言是思想。”

    这里具体指的伦理思想，对于基斯洛夫斯基来说，首先就是个人对自己生活中的道德困境的感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