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4月22日

    父亲是在深夜里中风的，当时他正在睡梦之中。他中风的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还是像他往常那样，一手托着腮帮侧睡着。只是第二天早晨没有像往常那样早早醒来。到了九点多钟还处在昏睡中，家里人就感到不对劲。母亲上前轻声叫他，他没有醒来，又轻轻摇动他，他仍然没有醒来。家里人顿时慌作一团。说来也巧，这时候来了两位医生，两位医生是老弟的朋友，老弟约他们来家里，是为母亲治疗关节炎。最近母亲关节炎发作，又酸又痛，以至不能站立，或者站而不久。这时候已经顾不上母亲的关节炎，赶紧抢救父亲。两位医生观察讨论了一阵，初步诊断为中风。老弟抓起电话叫来汽车，把父亲送进医院。经过Ct、核磁共振等等一系列检查，医生确诊为中风。父亲中风了，这一年他六十六岁，六六却不顺，在这个年纪倒下去，似乎早了点。

    我们兄妹三人知道这一消息，是在父亲中风半个月之后。家里人觉得我们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生活已经很不容易，也就没有告诉我们，以免给我们添乱。一次我给儿子打电话，儿子稍不留神说了句爷爷病了，他知道说漏嘴了赶紧又说已经好了。在我软硬兼施的追问下，儿子才点点滴滴透露出病情。于是我马上往医院住院部打电话，找到守在病床前的老弟，疲惫不堪的老弟才把详细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他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父亲也已经稳定，等着慢慢治疗，你们不要急，急也没什么用。我赶紧将情况通报在美国的兄妹。那几天里，我们兄妹三人几乎天天打电话回去，隔着太平洋盼望太平，每次打完电话又必定互相通报一下询问的情况。大哥在医学院搞神经外科研究，自然询问得格外详细，以便诊断出中风的程度。刚好也是从医的大嫂回国探亲，更详细的了解了父亲的病情。最后大哥诊断是轻度中风。我们相信大哥的诊断和判定，大哥的话对我们兄妹来说，从来都是一句顶一万句。

    父亲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终于在元旦前回家了。过年总是要回家团聚的，一般病人也不例外，何况父亲还是第一次在医院住这么长时间，自然归心似箭。听到父亲回家的消息，我们心里也松驰下来，能回家起码说明父亲病情好转或者正在好转。听老弟说，父亲现在反应很慢，视力下降，说话吃力含糊，除了这些，没有太大的后遗症。只是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下楼外出，大多时间躺在床上，或者迷迷糊糊似睡非睡，偶尔也看看电视，少了往常的威风和神气。根据大哥分析，造成视力和语言障碍的原因，是父亲脑血管有两处淤血，正好压迫视神经和语言中枢。所以，父亲现在在家天天挂瓶点滴，清洗脑血管的淤血部分，以便使血流畅通无阻。

    圣诞节这一天，我们在美国的家里人全部团聚在大哥家里过节。这还是好几年来的第一次在圣诞节里团聚。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都不重视圣诞节，因为这是美国人的节日，作为中国人无法投入进去，似乎也不愿意投入进去，还是以过春节为正宗。但是人家美国人也无视你的春节，除非碰到周末，春节也不放假，所以每年春节，家里人不是这个上课，就是那个打工，总也团聚不起来。这么几年下来，自然入乡随俗认同了圣诞节，只是过法上有所不同，形式是洋节日，内容却是中国化。这天大嫂炒了一桌菜，开了一瓶“五粮液”，我们一边吃喝一边聊天，这次聊的主题自然是父亲的中风，聊着聊着又分析起父亲为什么会中风。

    父亲的身体相当硬朗，一向很好。但是他从三十多岁就开始抽烟喝酒，而且非常厉害，抽烟一天平均要一包半。“文革”时期，福州市面上没有好烟卖，父亲那时候当供销科长，经常到上海出差，每次总要带回来十几条“飞马”、“大前门”烟，搭配着本地产的“水仙”、“海堤”次级烟，轮换着抽。父亲不仅爱抽烟，而且更爱喝酒，几乎每天都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