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上一杯，他从不喝“地瓜烧”、“福建老酒”之类的低度酒，而是喝六十度以上的白干酒，像什么“二锅头”、“洋河大曲”、“丹凤高粱”、“李渡高粱”。我到农村插队第一年，队里分红分了二十八块钱。回到家里，我给父亲买了两瓶“李渡高粱”，这是正中下怀的孝敬，父亲为此很高兴，好几年都把这件事挂在嘴边。父亲酒量大，而且酒风很好，说干就干，一口干尽，从来不拖泥带水讨价还价，更不会以水代酒搞些小儿科的把戏。多喝了几杯，他再劝人喝酒时就说：“从酒风看党风”。人家能不喝吗？那几年，父亲改任科室支部书记，那些委员组长们，不论酒量大小，酒风一律端正。每次聚会，总会在酒桌上派生演变出好几种关于党风和酒风关系的口号来，如“只有党风正，才有酒风好”、“端正党风，带动酒风”等等。一次一位同事酒后失言：“酒……酒风带动党风”。父亲猛然酒醒，一搁酒杯，斥道：“胡说！”从此规定再也不准在酒桌上说什么党风和酒风的关系。父亲五十年代初入党，对党一贯忠诚，是个特殊材料构成的共产党员。但是再怎么特殊，也经不起烟酒长期轮番的侵蚀，不到五十岁，就得了高血压，可他还是照样抽烟喝酒。直到那年春节，他突然心绞痛。那天我幸好在家，急忙找人要了几片硝酸甘油，让父亲含在舌下，才缓解脱险。此后父亲才戒烟少酒，并且开始重练十八锦段功，坚持练了十几年，耳鸣腿疾肠胃不适等等小毛病都渐渐好了，但是烟酒的副作用仍然消除不了。所以我们一致认为，父亲的中风与他长期的抽烟喝酒有极大的关系。父亲又是急性子，急性子而马虎还好办，偏偏他是个急性子而又认真的人，大事小事事事过问，做起事来又一丝不苟，不顺心就发脾气。有些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事，本来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和摆平，可是父亲却要左考虑右考虑，总要考虑得周密无缝，才找你摆开来从容细谈说个清楚。我感到父亲做事很累，老也松驰不下来，经常劝他小事马虎一些，特别是些家务琐事，可以不管，这样可以省心。父亲却厉声反问：“我不管谁管？你们做儿子的管吗？”急性子而又认真，使他觉得事事重要，所以他的心情总是沉重，很难轻松起来，更不会对一些小事大手一挥或者一笑了之。父亲的中风跟他的急性子有一定的关系。

    父亲病倒以后，我把烟戒了。其实我抽烟并不多，大约三天才抽一包烟，因此经常遭受烟友嗤之以鼻：“你这也叫抽烟？”但是我断断续续已经抽了二十多年。在这二十多年里我曾经戒烟十几次。促使我戒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父母亲的谆谆教导和妻子的唠唠叨叨；另一方面是医生的明确指示。但是每次戒烟后不久，我总是忍不住又抽上了。这一次在没有教导唠叨和指示的情况下，我抽完“万宝路”烟盒中最后一支烟，把烟盒连同打火机往垃圾桶里一扔，自觉与烟告别。那时候，我突然有一种沧桑感，从沧桑感中又生发出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仿佛父亲把接力棒交到我的手中，我握紧接力棒奋力向前跑去。我不仅要承上启下，而且还要扶老养小，所以在这种重要的历史关头，我是决不能有一点麻烦，崇高的使命感促使我把烟彻底戒了。妻子很奇怪，问我怎么不抽烟了？我说不抽烟不是正合你的意思吗？你还奇怪什么？她更奇怪了，自言自语说：“男人也真是，你越强迫他戒烟，他越是不戒；你不管他了吧，他自己倒戒烟了。”她想了半天，似乎还琢磨出某些哲学上的意思来。那天我向一位从医的朋友讨教中风问题，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中风是遗传病。”这使我吓了一大跳，虽说我当时面无明显反映，似乎还说了几句俏皮话，但是回到家之后我却一直在极其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我溯源而上，发现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祖父也得过中风，这给了我巨大的不祥之感。那是在七十年代初的一天，我祖父正躺在床上睡觉，有隔壁邻居来向他借大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