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没有进行多久，就被认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全校范围开展了一波又一波的大批判。与此同时福州又诞生了新生事物——北峰分校，一时间各个中学都在远郊的北峰山上建立分校，报纸上称这是“上山下乡”的演习场。学校隔几个月就把各连排拉到分校去半农半读。开始还装模作样上点课，后来就渐渐松懈，变成了全天劳动，学生就想着各种办法请假回城。我的一个同学胃有毛病想请假回城，老师说要公社卫生院医生开证明才行，就派我陪他下山到公社卫生院看病，结果医生在诊断后面写道：“至于回城休息治疗，由学校决定”。这件事要由学校来决定那一定是不准的。同学一路愁眉苦脸，在上山路上休息的时候，我取过病历再看，突然看见“由”字写得又草又稀，就掏出笔把“由”字改成“望”字，居然改得不露痕迹。回到分校之后，他把病历给老师看了，当晚就获准回城。第二天他背着行李下山，一脸的痛苦状，惟有见到我的时候挤了一下眼睛。十几年后我到一家报社当编辑，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干编辑这一行，我说十六岁就开始干这一行了。从分校回城要先走两个多小时的路到一个小镇，再搭乘班车进城，买一张车票要六毛钱。学校要求学生学习解放军“拉练”回城，行李扔到大卡车上运回城，学生一早就排着队步行回城，刚走的时候队伍还能像绳子一样蜿蜒山间小道，再走队伍就拖泥带水溃不成军，“飞毛腿”们遥遥先去，剩下大都是女学生和体弱者。我那时候因为心里暗暗喜欢班里一个女孩子，故意走错一段路绕到队伍后面，然后大步赶上队伍，一边讲述自己如何“倒霉”而走了冤枉路，一边见义勇为替女孩子背包。然后组织大家到公路上拦便车，拦了七八辆车都不肯停，我叫大家躲到路边的大岩石后面，又叫两个长得漂亮一点的女学生去拦车，果然一拦就停。就在两个女学生跳上驾驶室的同时，大家蜂拥而上爬进后车厢，又叫又喊说真像电影一样，然后一路高歌进城。两年的初中和两年的高中，就这么在学工学农学军和参加各项政治运动中折腾完了。“高中毕业”后（这个高中毕业要打很多折扣），除了一小部分学生留城招工进厂，其他大部分学生按政策统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本来可以留城招工进厂当工人，但是我坚决要求去农村。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已经开始写小说，要写农村生活的小说首先必须体验农村生活；第二个是我想把招工的机会让给我老弟，所以我是以一种庄严而又愉快的心情去农村的。“高中毕业”前的几个月里，学校就已经开始“上山下乡”动员和表态了，提高大家对“上山下乡”伟大意义的认识。大家都写了决心书和申请书，贴满了一面墙壁，我只写了一页作业纸两句话：“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然后署上自己的名字。我觉得自己是铁定了要“上山下乡”，就不必乱喊豪言壮语。但是父亲来学校参加我的家长会，看见我决心书上只写了两行又熟又俗的口号，不像别人铺天盖地的豪言壮语，就觉得我写得太没劲，开会的时候就坐在边上了。

    前几年在美国西海岸的一批“老知青”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国知青联谊会，顿时一呼百应入者纷纷，随后又举办了一次知青题材的有奖征文，获奖作品在报纸上刊登后反响异常热烈。我本来也想写一篇文章投去，再细细想想自己插队落户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惊心动魄大起大落的事，也就放弃了这个想法。我记得当时在决定去哪里插队落户的时候，父母亲想起了江苏老家，想把我送回老家务农。他们认为去老家总比去陌生的山村好，不管如何还有亲戚朋友照顾。即使今后不能上调回城，也可以在老家落叶归根。正在这时候，他们单位联系到福州郊区一个大队，以帮助建一个队办厂为条件，在其中一个小队里设立一个知青点。于是我不回江苏老家而到福州北峰下面一个叫鹅鼻村的地方插队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