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队，一下子涌进几十个知青，就形成了僧多粥少的局面。于是队里就机动灵活安排知青干活，农忙的时候就召大家来帮忙，农闲的时候就放大家回城休息，这样双方皆大欢喜。因为第二年我被选为知青队长，肩上就担负着一定的责任，所以大部分时间就留守在知青点。这使得我可以更好更深的感受农村生活，由于我自觉的与农民打成一片，我几乎与全队的男女老幼都交上朋友，我想尽办法深入到他们中间去，尽力抹去知青与农民、城里人与农村人的界限。三年多的农村生活，使我对农村和农民有较深的了解和理解，对土地和粮食有一种超越的认识，对我今后的生活产生了根本的影响。当然这三年多时间，我也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与暴风雪下的北大荒知青相比，我就幸运得多。他们是爬雪山过草地，而我不过是上山打打游击而已，不可比较。我所以津津乐道又唠唠叨叨我的这个那个，无非是向人们讲述我的人生经历。可以看出来，我的人生经历很平常，虽然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总的说来还不算太坎坷。可能有点独特，但是与我那个时代的同龄人大体相同，都是那个特定时代的产物。

    我从上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的十年，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国家处在一个动乱而荒唐的时期，把我和像我这一代人正常的读书成长时机断送了。这是国家的不幸，也是我个人的不幸，国家中风了，我也跟着抽风。在这样一种非常的时候，文学就像一个美丽的姑娘向我走来，成为我的初恋。那还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在邻居家的一个纸箱里翻到几册合订在一起的职工高中语文课本，我在里面读到几篇短篇小说，一篇是孙犁的《荷花淀》；一篇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一篇是鲁迅的；一篇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凡卡》。我封闭的心窝像同时打开几扇窗户，阳光如利剑一般直刺进来，我不知道自己读了多少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决定写小说，走文学之路。这是一种很坚定而又很纯洁的愿望和信念，让我为此作毕生的追求。我开始收集小说来读，并且铺开作业纸写小说。我扔掉其他课程，有意疏远同学朋友，像后来的专业作家那样全力写小说，每天写三四千字甚至更多。我一篇接着一篇写，写完了就端端正正抄在方格稿纸里，非常神圣投进信箱里，寄给本省和外省的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然后每天满怀深切的期待。那时候，我觉得邮递员是我最亲密的人，虽然他一次又一次给我带来失望，一封又一封的退稿信就像一记又一记的重拳，打得我东倒西歪。但是我没有趴下，我不停的读书不停的写作不停的抄稿不停的投稿又不停的接受退稿。在中学里是这样，到农村插队是这样，上调进工厂是这样，借调到机关还是这样，有十年时间都是这样。读书写作成为我最重要的生活，如果一天没有读书或者没有写作，我就觉得这一天毫无意义而强烈的责问自己。这十年里我收到退稿多达三百多封，塞满了我的三个抽屉。我由失望变成绝望，由绝望变成麻木。但是我坚信我的小说能够得到发表，只要一篇接着一篇写下去写下去。我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书订报订刊，十年里我在这方面的花费达五六千元，这在七十年代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当我还是个刚进工厂的学徒工的时候，我就订了三十多种报刊。我不仅读文学作品，还读政治历史哲学经济艺术美学心理地理医学甚至烹调气象等等方面的书籍，以充实自己各方面的知识。我至今都感激我父母亲，他们对我在这方面的花费从来不吭一声，当我向他们要钱的时候，他们总是尽量满足我。他们并不知道我今后到底能成什么气候，而是以一种质朴的想法认定读书写作总是好事，今后总会有用。他们对我不断收到退稿又从不见我发表一篇小说从来不责怪一声，甚至极少过问，只是在心里为我默默的分担沉重。有一次父亲拿着我的一篇小说稿，骑车赶到城北的省报去交给一位熟悉的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