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过去当过省报的“工宣队”队长，想利用熟人关系为我“走后门”，这也是我投稿十年来惟一的一次“走后门”，而且这一次“后门’还没有走成。父亲为此很沮丧，我劝父亲今后再也不要去做这种事，我说我一定会发表小说的。父亲看见我这么冷静而又坚定就重重点一下头答应了。我虽然收到过几百封退稿，但是我从来没有埋怨哪位编辑一句话。我总是不断的从我的小说里找毛病，不断的思考钻研怎么写出好小说，至今我都敬佩自己的气度。我的气度帮了我两个大忙，一是更好更深的钻研小说；第二是锤炼了我坚韧的性格。这对我作文做人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一九八0年五月，我写了一篇小说，寄给当时在文坛享有盛誉的《北京文学》。一个多月后，我收到《北京文学》的一封来信，以为又是退稿信，就扔在书桌上。吃过晚饭，我坐到书桌前写作，顺手拆开信一看，竟是该刊小说编辑傅用霖先生来信，说我的小说要留用。我激动得爆喊一声！写了十年时间，写了一百多万字小说，才第一次发表小说，让我觉得文学这活真苦真累。望着书柜里两大堆草稿和几百封退稿信，我一夜无言。能发表小说对我或者像我这样的文学青年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得到文学界认可的重要标志。钢笔圆珠笔抄写的稿子毫无意义，只有印成了铅字，才能体现出意义来，特别是发表在一些名气极大的全国性报刊上，那么意义将是更加显著。若干年以后，我成了一家报社的编辑，在编文艺副刊的时候，编发了一个远在新疆服刑的青年的两首短诗，我寄完样报填完稿费单之后很快把这件事忘记了。四年后的一天，这个青年带着新婚妻子来报社找我，送给我一大包喜糖，并告诉我说，当年他被遣送到新疆服刑，非常绝望，万万没有想到报纸会发表他的诗，由此发誓重新做人。所以今天他专门在新婚不久携妻来看我并表示感谢。可见编辑是常常救人的，我就是被《北京文学》救了一把，而我也在无意中救了那青年一把。从八十年代开始，运气朝我涌来，我的小说一篇接着一篇发表，第二年我就被省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那时候我已经招工回城当了工人，又被局机关以“以工代干”借去工作。“以工代干”是那个时代所独有的产物，即你以工人身份从事干部工作但又不享有干部待遇。并且要你来你就要来，要你走你就要走。正应了一串口号：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挥之即走。我就是这样三次借到局机关，三进又三出，最终还是回到工厂。当时报社电台电视台兴起向社会招聘，我的两位同事约我去应聘，结果我的作协会员证和一叠小说作品帮了我的忙，被一家报社录用，并且又以作协会员享受知识分子待遇，被省人事部门以自学成才为由转为国家干部。报社上下对我非常关照，破格让我评上新闻职称，出资送我进复旦新闻学院攻读两年。后来我调到一家杂志社，又被提为编辑部主任。旅居美国以后，又因为耶鲁哈佛等名校图书馆收藏了我的小说而具备了艺术类杰出人才的条件，被移民局批准获得绿卡。这一系列的运气都是沾了文学之光，文学这块“敲门砖”帮我敲开一扇又一扇紧闭的大门，解决了我生活中一个又一个难题。但是，这些对我并不是最重要，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要写出好小说。我将为此作毕生的努力和追求，我期望自己能享受一个美满的结局，如果不能享受到，我也没有什么遗憾，因为我已经享受到为这美满结局而努力和追求的过程。

    我来美国极大的代价就是跟儿子的分离。我走的时候他才九岁，现在已经十五岁了，个子也长到一米七五了，再看见他，感觉上已经打不过他了。父亲打不过儿子，父亲的威严就减去一半。浩瀚的太平洋把我和儿子分隔在两岸，只有不尽的思念了。我写过一首短诗，题目就叫《思念》：思念／是一枚针／穿过无力跳动的心／穿过时／针痛得曲身／满面红泪。写的就是这种思念。但是我也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