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9日，天空晦暗，寒风刺骨。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从清晨开始前往新华门参加请愿，吁请行政院驻北平办事处长官何应钦宣布抗日，这便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的开始。与1919年的“五四”运动很相像，学生不满政府的外交政策，并且不再沉默，从此全国的舆论也不再沉默。

    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课桌了。围绕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学生们意识到了亡国的恐怖。在吁请何应钦宣布抗日的同时，他们把矛头也指向当时华北的军政长官宋哲元。此时，出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正游离于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日本人之间。

    宋哲元的暧昧态度，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血气方刚的学生们都担心宋哲元已经不再是喜峰口的英雄，而只会步刚刚叛变国家的殷汝耕的后尘。清华大学救国会在12月8日的《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曾显赫一时的民族英雄、抗日将军都已化做‘神龙’了。”12月9日和16日的示威游行中，学生愤怒地喊出了“打倒汉奸宋哲元”的口号。

    宋哲元和手下的军官们却认为救国是政府和军队的事，学生的本分只是读书，上街游行是不务正业，高喊“打倒宋哲元”的口号更是大逆不道。因此，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对学生运动采取了强硬措施。12月9日游行示威前，宋哲元派出的军警几乎包围了北平所有准备参加请愿的学校，学生们冲出校门后，在西四牌楼、王府井大街等地遭到手持水龙头、大刀、木棍等武器的军警的袭击。第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向鬼子们头上砍去的大刀挥向了学生，虽然用的是刀背而不是刀刃，许多学生依然被打伤，游行队伍被冲散，10多名学生被捕。12月16日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同样遭到血腥镇压，20多名学生被捕，近400人受伤，其中包括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的女儿。第二天，宋哲元发表《告学生书》，指责学生“受共产分子所欺骗煽动”，对学生运动表示要“为维持安定人心计，决予以适当之制止”。北平市学联则于22日在中国大学逸仙堂举行血衣展览和控诉大会，共展出了参加“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受伤的学生的血衣500多件。

    北平的学生运动惊动了南京。蒋介石尽管一向对学生运动不抱好感，但看到学生们喊出打倒宋哲元的口号，也觉得可以利用学生来和日本人讨价还价，同时打击一下难以控制的宋哲元。在“一二·一六”游行后不久，他就让北平师范大学教授杨立奎出面，以“北平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名义请学联代表黄敬、姚依林等吃饭，杨在饭桌上传达蒋的意图，希望北平学联能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南京政府甚至可以出钱资助学联。蒋介石的试探并不为学生接受，他有些恼羞成怒，觉得学生运动十有八九和他的政治天敌共产党有关，就改变方针，同意宋哲元镇压学生。日本政府对这场反日的学生运动更加不安，运动爆发的第二天就通过驻华军事代表和外交代表向南京政府和北平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表示严重关注事态的发展，要求中国方面全面镇压学生运动。

    于是，从1936年2月21日起，北平当局开始了对学生的大规模逮捕镇压行动。当天下午，北平内二区警察署在得到中国大学学生正在召开会议的消息后，立即派人前往监视，并封锁校门，禁止学生进出。晚上10点，警方入校搜查，抓走学生50多人，查出《学联日报》等多种进步书刊。接着，军警又袭击了东北中山中学、河北高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等院校，逮捕学生近百人。2月29日上午6点，北平大学北河沿三院学生宿舍遭到宪兵和巡警的搜查，抄走进步书刊、信件等近200件，抓走进步学生韩仕中等人。

    这次大逮捕中，规模最大的是对清华大学的搜查和逮捕，2月29日午夜，400多名军警在督察长钱宗超的指挥下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