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不便妨碍着经济发展。从美国中部运1吨小麦到上海，一切税捐在内，只须30元，而从陕西中部运麦1吨到上海却需要140～150元的巨大费用。汉口商人自美国采办面粉，反比从川黔采办面粉便宜。运价差额达到1比4。外货畅销到中国有其内在的原因。

    在上海，1936年申新各厂获得了稳定的盈余，多年来为债务困扰而惶惶不安的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就是在这一年还清了欠债的，包括欠汇丰银行的债务也提前偿还了。历经了持续数年的经济大萧条，经历了日本走私物品洪水猛兽般的无情袭击，中国的经济依旧顽强地呈现出新的生机。

    那时的中国毕竟还是农业国，经济回升最初是从农村的复苏开始的，而且也是它带动起来的。1936年，农民得到了喜出望外的好收成，许多报刊登载了农民笑眯眯地捧着饭碗的照片。

    农民最开心的是，不论在产量上或者价格上都欣逢良机。农民在连年灰色黯淡的生活中透了一口气，产品价格的上涨都在秋季以后。以前农产品丰收以后，就会供过于求，价格狂跌，丰年成为丰灾，1932年丰收的结果就是价格大跌，造成“丰收成灾”的奇闻。1933年小麦价格大幅下跌，出现了10多年未有的低价记录。1934年继续下跌，特别是大豆遭遇厄运，价格跌到了1931年的54％。而1936年的价格却在飞涨，棉纱、棉花、小麦、稻米在各大商埠齐齐上涨，以致政府未雨绸缪地防止谷贱伤农的办法成了杞人忧天。以小麦论，收获不久，外国商人就来大批收购，日本面粉厂以前向来是到澳大利亚购买洋麦，但因为考虑到中国小麦价格低廉，转向中国购买，在芜湖、汉口和上海3处购买，并在天津大量收购。此种现象引发了国内小麦是否应该禁止出口的问题。主张禁止出口的是担心小麦价格低廉，卖到国外不利于本国的面粉业；担忧日本的订购会影响中国粮食的自给自足。而主张促进出口的则担忧面粉工业消费有限，大量小麦在农民手上，应该鼓励出口，防止小麦价格下跌。直到这年的9月中旬，财政、实业两部才商定暂时不禁止小麦出口。根据上海和汉口的统计，全年的小麦价格每百斤在5元左右，高出上一年度30％左右。

    农产品的丰收增加了乡村的购买力，秋季开始，上海货物销往内地的数量增加。仅仅10月间，就有70班江轮，船只上无不装满了客货，价值在3000万元以上。从上海装运各埠的货物刺激了物价上涨，带动了城市工商业的复苏，纺织业率先出现欣欣向荣的迹象，申新企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扭亏为盈的。工业化是孙中山留下的最伟大的梦想之一，但是日本严峻的战争威胁总是使国民党的官员们和商界人士在发展经济方面犹豫不定、意见分歧。认为建设时机未到的人有自己的看法：国际环境恶劣，国际经济侵略日甚一日；外交紧迫，国家处境危险，没有精力从事建设。还有人称资本、技术两方面缺乏，不足以建设。而认为需要排除一切干扰，专心从事建设的人则强调：只有建设好才能应付现代化的战争。就是对经济并不内行的行政院院长蒋介石也在这一年发起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现代化途中的中国就是这样的可怜与左右为难。既然日本不能接受一个统一的强大的中国，既然它掌握着战争的时间表，中国人就得永远绷紧自己的神经，随时准备牺牲建设、和平与安宁。

    是什么让这些铁石心肠的将军们走到一起，是对漫长内战的厌倦。广东的空军、陆军厌倦了，他们投奔南京政府，而让陈济棠成了光杆司令并逃到香港当寓公。东北军厌倦了，他们在剿共的前线与红军互通有无。舆论厌倦了，不管是谁挑起内战，他们都要谴责。是谁让这些政见迥异的仇敌化干戈为玉帛，是日本没完没了的武力威胁和精神折磨。日本的双重外交是有名的，但对中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