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抗战以来战斗意志最为强盛的将领之一。在他战死一个月以后，日本军队占领了宜昌。宜昌的失守对大后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强大的压力。蒋介石承认，1940年失去宜昌是战争以来令他感到最困难的时刻。

    对重庆的战略轰炸仍然在继续。轰炸从1938年开始，1939年加剧，而到1940年更是大规模展开，重庆的全体市民在痛苦之中煎熬。轰炸的剧烈与造成的破坏，只有当时在德国空军轰炸下的英国首都伦敦可以相比拟。

    在危急之际，在需要众志成城的时候，国共关系却出现非常危险的龟裂。在山西、河北与苏北，国共双方的摩擦日益加剧，重庆军事当局甚至要求新四军军部等悉数离开皖南，渡江北上。中共担忧重庆政府欲对日妥协动摇，同时也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曾于8月发起了正太铁路破袭战，战斗中卷入的八路军人数众多，故被称为“百团大战”。这是共产党武装在整个抗战中发动的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役。蒋介石向八路军总部发去嘉奖电称：“贵部窥此良机，断然出击，予敌甚大打击，特此嘉奖。”地处华北的第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与阎锡山等致电朱德，盛赞“贵部发动百团大战，不惟予敌寇以致命打击，且予友军以精神上的鼓舞”。

    正面战线与敌后战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分别进行了抗日战争中两次最大的反攻，这是一次很有趣味的巧合。这两次战役都出乎日本人的预料。但两次攻击都无法在战场上取得决定性的战果，这暴露了中国战斗力的不足。事实已经证明日本不仅能在中国维持长期的作战态势，还能在东北保持大量军队以防不测，并且还有力量在太平洋与东南亚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这一点是出乎许多中国政治家与军事将领的预料的。本来以为资源贫乏的日本，在经济上是不可能支持长久战争的，但到了1940年，日本的国力与军力依旧强大。抗战的胜利显然还遥遥无期。

    这一年，东北抗日联军遭受重大损失，抗联将领杨靖宇战死殉国。这年的年底，周保中、李兆麟等抗联将领为保存实力，率领余部退入苏联境内。

    1940年，后方工业承续了1938、1939年经济上的良好走势，是个好年景。但对战时经济异常重要的粮食生产却遭遇了歉收的局面。因为春旱，水稻种植面积减少，产量下降，但幸亏小麦等丰收，弥补了水稻的减产。粮食总产量只减少了10%。当时，重庆米价指数在所有物价指数中最为重要。而从1940年5月到12月，米价指数增加了4倍。米价暴涨的原因，不止是粮食歉收，滇缅路的中断与宜昌的失守也导致了人心惶恐，一般主妇有点余钱，就多买些日用品，如肥皂、布料和罐头食品等，而地主与商人都开始囤积粮食。农业专家沈宗瀚曾经回忆当时的情景：1940年10月初，“内子骊英告我，日间房东太太与房东争吵，向骊英诉称：‘我家有田40余亩，收得租谷每年自食有余，现在仓有余谷。他不许吃，偏向市上买米来吃，近数日米价涨得很快，他在市上买不到米，而以甘薯充饥，全家都怨他，他还看米价上涨，坚持不肯吃自己的米，真不讲理。’我听了不禁惊异，荣昌是余粮区域，尚且如此，设使这一事实是四川目前普遍现象，则为大小地主之普遍囤积，其对米价上涨之影响，较之都市米商囤积更大”。他便写了“四川食粮之供给与米价”一文，登载到11月17日重庆《大公报》星期论文，建议政府于战时要多掌握粮食，可改革佃农稻谷缴租方式而为法币缴租，以减少地主掌握稻谷的数量。当时中央政府的田赋是以法币计算的，通货膨胀使政府实际收入减少，中央银行只得靠多发钞票维持，结果币值跌落得更严重。于是重庆政府决定成立粮食管理局，由卢作孚任局长。

    这一年，福建首先尝试田赋征实。10月通令63个县试办，征收了20